考场里有宽道、窄道、弯道、土坎、山坡、停车场、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，考生一一通过，场考加路考就全考完了。法租界也是这样，只不过考场里又加了一段特别光滑的玻璃路面，这段路面专门用来测验考生的雪地行车技术。至于华界是怎么测试的，暂时还没找到相关记载，估计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应该又有一套独特的测验方法。
南京市工务局公布的《廿四年度考验汽车驾驶人及核发五省市统一驾驶执照统计表》（原载于1935年《南京市政府公报》第120页），可以看出当时驾照考试的通过率还是蛮高的。
汽车司机收入优厚
去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一个老司机，询问解放前怎样考驾照，老司机说当时根本没有驾校，考生们都是跟着老司机在实践中学会开车的。其实不然，我查阅民国报刊，发现当时还是有驾校的。
1934年，《齐塘月刊》提到了广州西关的“南洋驾校”，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，还有惠州、云门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。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，培训期为半年，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。一旦拿到驾照，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，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（折合50块大洋）。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，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，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，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，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，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，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，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。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，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。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：“各处相继筑路，驾驶人员所需极多，少年人学习此工，正合潮流之至。”
早在1930年，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设有驾校，该校学生课余学习开车，每天下午练习一小时，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“驾驶徽章”。凭该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，可以能得到加分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的时候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，汽车数量迅速增加，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，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，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。对穷人的孩子来讲，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；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，他们家中不缺钱，甚至也不缺车，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。在这种“大好形势”下，驾校自然应运而生。
出现专业女子驾校
那时候，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，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。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，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“圣约翰汽车驾驶学校”。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，1937年停办，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，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。抗战以后，江南城市大半沦陷，各地青年会驾校转移到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柳州等地，为培养抗战运输队出了大力。
